瓷 器 问 答
·顺治各种瓷器的底足是什么样的?
  新出现了什么样的器形?

·康熙朝瓷器的底足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新器形?
  出现了什么前代没有的釉色?


·顺治有带款式的瓷器吗,康熙官窑瓷器款式有什么特征?
·料彩与珐琅彩有什么区别?
·珐华瓷什么时候有的?它是什么样的?
·窑变从什么时候有的,不同时期的特征是什么样的?
·赏瓶是皇帝赏给大臣的吗?是官窑器吗?

·论宋代景德镇窑
·千年沧桑话瓷都
·我国古代著名瓷窑窑址及特征
·陶瓷鉴定知识
·五大名窑
瓷 器

 

 

 
 
 
                                   千年沧桑话瓷都

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
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景德镇陶瓷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

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

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

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

五、南宋瓷业危机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 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

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
《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
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
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
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景德镇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据《陶纪》、《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浮梁县志》等古籍记载,皆说景德镇制陶始于汉代。《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它真实而又清楚地告诉我们:新平镇为景德镇最早的名称;这里的劳动人民早在汉代就靠山筑窑,伐木烧陶。这时的陶器,已属半陶半瓷的原始瓷器阶段。到南北朝的陈朝,制瓷业有了较大进步。史书称,景德镇“水土宜陶”,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隋唐开始,制瓷工人掌握了用高火度烧制瓷器的方法,所制青瓷胎质致密,釉面莹亮;白瓷更是令人喜爱:釉面光洁,透光度好,特别是白度高。据古籍记载,景德镇烧造的这种高质量瓷器,色泽素润。质地坚固,被誉为“假玉器”。唐武德四年,唐高祖曾下诏“制瓷进御”。
景德镇制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1900年历史。史料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一时期,景德镇经历了制陶和原始瓷器或早期瓷器的阶段。新平镇是景德镇最早的名称,是在东晋时期设置的,因座落在美丽的昌江之南,后又易名昌南镇,从唐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它一直隶属浮梁县管辖。
到了唐代,景德镇的制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景德镇出现了两个很有名的制瓷工匠,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唐朝初年,陶玉载运自己制作的瓷器进入当时的京都长。由于所制作的瓷器素润莹洁,质量接近珍贵的玉器,因而被称为"假玉器"。在长安市场很受人们的喜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霍仲初所制的瓷器瓷质细腻,莹缜如玉,质量很美,人称"霍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发布诏令,要陶玉、霍仲初等制作瓷器进贡给朝廷。大文学家柳宗元还专门写过一篇《进瓷器状》,用来赞美景德镇瓷器。
五代时景德镇的制瓷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考古资料看,当时的窑址重要分布在市区和浮梁县境内的南河、东河一带出产瓷石的山区,其中的湖田古窑最为著名。五代时景德镇的产品主要有青瓷和白瓷,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景德镇的瓷器。经测试分析表明,瓷器的质量接近或达到了现代瓷的标准。大量生产的碗、盘均采用支钉叠烧法烧制,所以在圈足与底心均留有支钉痕迹。青瓷的胎、釉与造型酷似五代时的越窑瓷。白瓷瓷胎洁白致密,透光度良好,是南方窑场烧造的质地最优的白瓷产品。五代南唐的帝陵中出土景德镇的白瓷,足以表明这时景德镇的产品已引起王室贵族的兴趣。尽管当时景德镇生产的青瓷比不过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白瓷比不过类银类雪的邢窑白瓷,但它比较成熟制瓷技术相当的制瓷业规模,为景德镇瓷业在宋代的繁荣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景德镇这一千古流传的名称诞生于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宋代也是中国瓷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是一个瓷的时代。当时,全国名窑辈出,南北方同时繁荣,并各擅其长,形成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为代表的五大名窑。出于竞争的目的,各地纷纷发明和采用新的工艺技术,形成各处独有的特点,烧出了不同风格的产品。同时,各地的窑场在技术上又相互学习,相互渗透,使新的制瓷技艺以极快的速度得以传播。 随着宋室南渡,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景德镇,使得景德镇能够吸纳和兼容北方先进制瓷工艺,迅速提高制瓷工艺,加速制瓷业的崛起。凭籍着兼容和创新精神,景德镇在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也叫影青瓷),并成为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单一品种。青白瓷釉色纯正,青白淡雅,明澈光润,说它是青瓷又青中显白,说它是白瓷又白中泛青,胎体质坚细白,温润如玉;器壁刻有花纹,构图精巧;体薄透光,在光照下可以从背面透见花纹;造型挺拔秀丽,玲珑剔透,综合的印象使人有冰清玉洁之感。它一经问世,就立即和当时中国其他名窑一争高下,与北方的定窑,南方的龙泉窑等所生产的瓷器一起,并称宋代六大瓷系,景德镇瓷窑从此开始跻身于中国名窑之列。
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瓷窑影响很大,8省34个县出现了不少模仿景德镇青白瓷的瓷窑,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青白瓷成为江南地区两大窑系之一,其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首位。
有着"冰肌玉骨"之誉的青白瓷,引起了宋真宗的极大兴趣,宋景德间(1004--1007),赵恒(真宗)下令将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进贡给朝廷,景德镇的瓷器一时风靡天下,为各地纷纷仿效。由于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使得景德镇声名鹤起,而昌南之名逐渐被人淡忘,朝廷根据既成事实,正式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 宋代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一个新的王朝--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这种审美观念使元朝统治者对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宋元战火未熄之时,元王朝便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中,选择制瓷原料蕴藏极为丰富的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造皇家用瓷、朝廷祭器和商品瓷,这是我国自古至元全国唯一的瓷局。
浮梁瓷局的设立,对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南宋初年起,就有大量工匠迁入景德镇,元王朝统一后,又陆续用强力迁来许多工匠,各地名窑工匠云集景德镇,使其技术力量大大加强,大大促进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创新和发展。加之强大的蒙古帝国征服了欧亚各民族,统治地区横跨欧亚两洲,使得当时中西往来频繁,海外贸易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景德镇瓷业生产。
元代,景德镇除继续烧造青白瓷外,又创烧了枢府釉(或称卵白釉)、黑釉等釉色,还学习北方金代窑场的技术,绘制了红绿彩与金彩等釉上彩绘瓷器。特别是青花与釉里红两种釉下彩绘瓷器的烧造成功,使我国瓷器的装烧艺术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枢府釉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府院)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它胎体厚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故称卵白。卵白釉为以后青花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青花瓷是指用钴料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盖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花纹呈蓝色,在洁白胎体的烘托下,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由于花饰在釉下,因而永不褪色,无铅熔出之虞。青花瓷的出现,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是我国制瓷工艺划时代的事件,这是景德镇瓷工在人类制瓷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
釉里红瓷器是指用氧化铜彩料在素胎上绘纹饰,然后施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如与青花一起绘制,所制的瓷器就叫"青花釉里红",画面红蓝相映,别有一番风韵。
元代景德镇制瓷技艺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把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使用。高岭土是一种含有铝硅酸盐、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使用高岭土,使瓷胎由瓷石一种原料过渡到相应增加高岭土,导致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的出现,使瓷器的烧成温度随之提高,变形减少,烧成范围扩大,这是制瓷工艺的一个巨大进步。元代使用的高岭土,主要来自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
元代成为景德镇瓷器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时代,并为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 明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洪武二年(1369年)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明王朝在景德镇设立御窑,由朝廷委派督陶官和投入资金,专烧皇室和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所需要的用品。御窑的设立使景德镇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以雄厚的资金,按照宫廷的需要,不惜人力,不惜工本,制出最精美的瓷器,把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凡前代已有的品种,应有尽有,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
青花瓷的生产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进步。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烧制最优秀的时期,也被称为中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青花瓷生产开始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青花瓷托起了景德镇,树立了景德镇在全国的中心地位。这时的青花瓷器,胎质釉料都很精细,色泽浓艳,苍翠莹润;造型丰富多样,并趋于清雅、秀丽;花纹装饰清秀、典雅,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花卉、龙凤、波涛纹等。
颜色釉瓷器走向成熟和发展。铜红单色釉瓷器(也叫祭红)突破以往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往其他名窑的铜红釉瓷器,红中带紫,工艺上要两次入窑焙烧,才能完成;而明代的铜红釉瓷器,采用生坯挂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大而通体纯红,光彩夺目,所以又称宝石红。铜红釉瓷器在永乐时期烧制成功,到宣德时期就已十分发达。
斗彩瓷器烧制成功。斗彩瓷器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色瓷器。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瓷器的胎上用青料画上花纹或只勾画出花纹的轮廓线,然后施上透明釉,入窑以高温焙烧,在烧成的瓷器上沿青花轮廓线填上各种所需要的彩色,再次入窑低温进行焙烧。烧成之后,釉下青花和釉上各种彩色相互辉映,十分美丽。斗彩瓷器在宣德时期创烧,成熟于成化时期,成化时期流传至今的斗彩瓷器成为了稀世珍宝。
嘉庆时期以后,五彩瓷器开始大量生产,成为中国彩瓷史上又一新阶段。五彩是多彩之意,是釉上彩,也有的釉下配青花。但这里的青花与斗彩的青花有所不同,斗彩青花在斗彩瓷的图案中居于主要地位,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主体颜色;而这里的青花虽也在釉下,但只把它作为构成图案中的一种颜色,对整个瓷器的色彩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五彩瓷器一般也是二次烧成,先是在做好的器物胎体上施釉,有青花先在胎体上画好青花再施釉,入窑进行高温焙烧。烧好后再在其上以五彩画出各种花纹,再入窑焙烧一次。
此外,明代景德镇单色釉的成就也十分突出。甜白瓷创烧于永乐年间。这种瓷器胎体很薄,能够光照见影。器表还往往饰有秀美清丽的刻花和印花,在洁白的胎上施以纯洁的透明釉,大大增加了这种瓷器的美感,给人一种"甜"的感受,因此称为"甜白瓷"。这种胎薄釉莹的甜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又一大进步,为明代彩瓷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代景德镇制瓷业规模空前。明前期有御窑29座,分烧不同品种的瓷器,宣德以后增为58座。宫廷需要瓷器的数量很大,嘉庆万历时期,有几年每年烧制的瓷器在十万件左右。明代御窑在景德镇的设立,也带动了景德镇民窑的发展。民窑比御窑的生产规模大,从业人员不下数万人。这些民窑从事商品生产,除满足市场需要的一般日用瓷,也生产一部分高档瓷器。民窑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产量,使得"行销九域"的景德镇瓷器基本上是民窑瓷器,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此时御窑与民窑之间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民窑与民窑之间也开展激烈的竞争,景德镇制瓷业出现了"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的壮观景象。
现在我们步入景德镇老城区里弄,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房子,它的建筑材料是修窑时废弃的窑砖,这种遍布老城区的窑砖房是景德镇历史上窑场遍布全镇的真实写照。
一件瓷器精品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劳累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因此有"一杯工力过手72 方克成器"的说法。每道工序都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炼泥只管炼泥,拉坯的只管拉坯,装窑的只管装窑,出窑的只管出窑,彩绘也是画者画而不染,染者染而不画。如此分工明细,完全是为了提高效率。当时瓷器的生产量是巨大的,民间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且不说,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这么大的生产量,对于纯粹的手工制作来说,如果没有精细明确到可以进行量化管理的分工,是绝对难以胜任的。分工促进了效率,也使质量有了保证,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景德镇人似乎早就在按照流水线的机制组织瓷器生产了。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得到很好的体现,景德镇人也把制瓷作坊俗称为坯房。坯房是个封闭的四合院,北面为正间,主要用于制坯;南面为廒间,用于加工和储存原料;联结正间的东西披屋供揉泥及陈腐泥料使用;中间的院子布满晒坯架和存泥、水的塘、桶。坯房的结构布局对空间、阳光、雨水的利用巧妙至极,堪称中国古代工业建筑的典范之作。作坊的出现是景德镇制瓷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景德镇瓷业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见证,也是景德镇瓷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是由于封建统治强大的习惯势力,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中国和景德镇的瓷业丧失了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好时机。
御窑为满足宫廷的需要而生产,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均按皇宫请专人设计画出的图样制作,反映的是皇帝的爱好。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这一时期就出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花蟋蟀罐;成化皇帝崇尚佛教,有的外国使节前来拜见,半个见不到成化皇帝,原来他正躲在后宫做佛事,为此我们就能见到大量的以梵文为装饰图案的瓷器。此外,御窑瓷器还有极其严格的等制规定。民窑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也受到官方的一定限制,如龙纹之类的造型和文饰,黄、紫之类的色彩是不能生产的,如果违反了就要杀头。但与御窑的相比,民窑的限制要小的多。所以民窑瓷器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造自由之感,以其粗犷豪放、简约明快、浑厚自然、亲切温润的艺术特色,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整个中国和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的狂热需求,使得连续开采了200多年的麻仓土,在万历年间开始枯竭,景德镇又一次面临资源危机。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景德镇人又适时地在东埠村高岭山找到了比麻仓土性质更为优越的白色粘土--高岭土。高岭土以其粒细色白,化学性质稳定,吸收能力强,融化温度高等等特性而成为制造高级陶瓷的上等原料。一位传教士把这种土带到了西方,交给了化学实验室。后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高岭"按音译成"Kaolin",现在全世界都把这种白色粘土叫高岭土。
御窑的设立,民窑的发展,使景德镇成为一座完整的手工业城市和中国陶瓷艺术与生产的极最之地。从此,景德镇瓷器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和品种,都为当时全国瓷器之翘楚,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 景德镇制瓷业经过自汉以来160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进入清代,瓷器的生产工艺和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极盛时期。
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明代以来的所有瓷器的品种和样式得到全面继承。甚至连久已失传的宋代五大名窑的工艺也被发掘出来,再现于世。清代瓷器胎质坚致细腻,釉光绚丽,镂雕精工。瓷器品种较明代更为繁多,装饰手法、艺术效果也超过明代。清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各种彩绘瓷和色釉瓷的生产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御器厂还推出了一项又一项使海内外为之倾倒的艺术佳制。
著名的珐琅彩就是在康熙时期,引进西洋珐琅彩料,并在装饰手法上,接受了欧洲装饰技巧的某些影响创制的。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异常精良,它先从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白瓷中,挑选质量最好的送到皇宫造办处,由御用画师,或聘请欧洲画师,用油画技法作画,然后再次入窑焙烧,艺术效果极佳。清代白瓷的高度成就和西洋绘画艺术的成功结合,使得珐琅彩瓷器格外精湛,表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艺术技巧。由于珐琅彩瓷器是为满足宫廷需要而特制的优质瓷,成本高,产量低,从问世之日就是皇室专用的"内廷秘玩",未在民间普及,所以历来被视若拱壁。
在雍正时期,景德镇的瓷工们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粉彩。粉彩是釉上彩的一种。粉彩时先在白瓷釉面上勾成图样,再填上一层"玻璃白",然后用彩料描绘洗染,入彩炉烘烧而成。由于它色彩丰富、淡雅柔丽,又有软彩之称。因雍正粉彩以淡雅柔丽名重一时,粉彩瓷逐渐为世人喜爱,后发展成景德镇彩瓷生产的主流,西方人誉之为"玫瑰族瓷器"
   在清代200多年的时间里,颜色釉瓷器有许多新创造和发明,五光十色,变化万千,如郎窑红、美人醉等。
清代红釉瓷器很多,最著名的是康熙时期的郎窑红。郎窑红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郎窑红里外皆施凝厚滋润的釉层,高温焙烧后,釉层开片,玻璃质釉的颜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是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制造的突出成就。
象生瓷从雍正时开始,乾隆时成绩卓著。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等,形象逼真,质感很强;还有瓷制的昆虫、鸡、鸭、螃蟹、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时景德镇制瓷工艺高度发展的又一个表现。
景德镇瓷器在清代的登峰造极,与当时景德镇窑的出现应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决定瓷器品质的是原料和窑炉烧成技术。
历史上,景德镇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窑炉,如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综合龙窑、葫芦窑等窑炉的优点,参考北方馒头窑的长处,结合当地燃料--松柴的特性而创建的,因是景德镇地区所特有的窑炉型式,所以又称镇窑。镇窑外型如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称蛋形窑;又因其以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
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和巧妙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更让我们为之叫绝的是,砌窑所用的材料却不是耐火材料,而是普通的粘土。镇窑作为我国古代传统窑炉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和世界陶瓷窑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景德镇对中国和世界陶瓷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
景德镇瓷器辉煌的历史是以一个一个的皇帝为坐标的。那些精美的官窑瓷器置有皇帝的年号。我们能够清晰地辩识出每一个皇帝对瓷器的个人趣味,却无从听到那些能工巧匠艰辛创造的故事。所幸的是,历史还是记住了几个为景德镇瓷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督陶官。清王朝依然承袭明代旧制,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委派督陶官。在这些督陶官中郎延极、年希尧、唐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督烧的御窑被称作为郎窑、年窑和唐窑。
唐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者。他废除了过去官窑对原料的压价强买及垄断收购的官商行为,对泥土釉料统统按民间实价采买。对在御器厂服役的工匠,都照本地窑户雇工的实价付酬。对散搭民窑烧成的御器,成色稍微差一点的,不仅不责罚,还照样付给工费和原料费,并另外增添酒肉以示体恤安慰。这样那些技艺高超的工匠都愿意为御器厂效力。唐英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管理御器厂,使雍正、乾隆年间的御器厂在总投入少于明代的情况下,生产出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高于明代的贡瓷,并且在 创新能力上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由于唐英的杰出贡献,由他领导的御器厂被敬称为唐窑,他标志着陶瓷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作为一个从宫廷下来的官吏,唐英的敬业精神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唐英主持御器厂工作期间,闭门谢客,刻苦钻研。长期和工匠们在一起,亲自设计绘制各种新的图案样式,及时总结官窑的各种工艺成就,并将它们著入于书,绘制于画,用文字和图象把陶瓷工匠们世代相传的经验记录下来,传之久远。唐英写下的《陶冶图说》,从理论上对瓷业生产技术进行总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而详尽地介绍了陶瓷生产的全过程,是陶瓷艺史和世界文化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与明代不同,清王朝实施了官搭民烧制度,即将一定数量的宫廷御制品放入民窑中最好的窑位中搭烧。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民窑得到特许可以烧制官窑瓷器,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的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烧制精细瓷器的技术普遍有了提高,官民竟市的局面变得更为突出,这是中国陶瓷史上一次大的制度性突破。官窑和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代瓷器能够"超过前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景德镇瓷器发展到乾隆时期,开始进入积大成的总结阶段。积极开拓的创造精神已经逐渐衰落,技术和工艺上的斗奇炫巧却愈演愈烈。瓷器成为皇帝装点盛世的摆设,其精神空间的萎缩,昭示着中国社会由盛入衰的转期。景德镇瓷业在达到它的顶峰后,开始被捆绑在它的王朝身上,就像西沉的太阳,向着命中注定的地方绚丽地迅速滑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摧残,千载名窑也停滞而趋向衰落。陶瓷生产水平继续下滑,生产规模也日趋萎缩,制造工艺上仍沿行旧法。景德镇毕竟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广大瓷工身怀绝迹,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奋力发展以手工技艺为特色的仿古瓷、美术瓷生产,坚持与外国机器制造的日用瓷相抗争,保持了中国瓷器在国际上的美誉,于衰落中显示了振兴陶瓷的潜力。
在千年瓷业发展的历史中,景德镇曾一次一次超越前辈,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在求变求新的不断超越中,创造了中国瓷器的长期辉煌。千年的辉煌历史,对于今天的景德镇来说,不可能是别梦依稀的往事。勇于创新、不甘人后,并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景德镇,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今天,又迈出了再创辉煌的坚实步伐。
景德镇瓷器从石到泥,从泥到坯,从坯到瓷,有"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之说。千百年来,景德镇瓷器一直是依靠"练泥靠体力,成型靠手工,干燥靠太阳,烧炼靠松柴"的生产方式,艰难地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对日用瓷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初步实现了原料标准化、烧瓷煤气化、装备现代化、辅助材料专业化,使景德镇日用瓷生产在技术装备、工艺路线、产品方向、市场定位等方面具有了明显的竞争力,许多高档日用瓷产品正在逐步占领市场。景德镇的日用瓷再次为世人仰慕,十几年来已多次荣获国家和国际博览会金、银奖。
景德镇陶瓷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过去单一的日用瓷生产,已发展成为日用瓷、工艺美术瓷、卫生瓷、工业用瓷和电子陶瓷等多门类的瓷业生产。原料精制、包装装潢、陶瓷机械、瓷用化工、耐火材料、石膏模具等陶瓷配套工业发展迅速,增强了景德镇陶瓷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景德镇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为科技的解放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更寄予以科技进步推动陶瓷生产发展的殷切期望。他们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正在使瓷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景德镇特种陶瓷研究所等一批陶瓷科研单位所推出的科研成果,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和生产结合,不断制造出新的社会追求,制造出我们见到了就会需要的产品。
在景德镇的历史上,手艺的传授向来是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的。为了冲破自古以来瓷艺人才培养的封建藩篱,清除一些过于禁锢、偏狭、保守的陈规陋习,新中国在50年代开办景德镇陶瓷学院后,又陆续开办了景德镇陶瓷学校、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景德镇陶瓷中专,把陶瓷专业人才的培养,纳入现代教育的轨道。这些院校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同陶瓷相关的知识和技艺,熟悉制瓷工艺的全过程,掌握传统的精华,了解世界的进步,还要全面培养有关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的能力,培养生活和艺术的敏锐感受。他们的专业和创新冲动,显然同过去的学徒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是景德镇明天再创辉煌的希望。
景德镇陶瓷艺术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步入现代社会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将其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观念有机融合一起,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今天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家们既从纵向综合古今中外陶瓷艺术的设计观念、创作思维、艺术语言、表现技法、工艺技术,亦从横向融汇其他工艺美术、工业美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的精华和成果,着力注入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新血液,使传统名瓷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且发明和创造了色釉彩、综合彩、现代陶艺、现代青花、釉中彩等不少新彩类、新形式、新技法以及新工艺、新材料。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的风格和特色,在陶瓷造型上,已改变了长期以来以传统造型为圭臬、陈陈相因的局面,讲究造型饱满、线条简洁、转折流畅、对比强烈的新特征、新观感。在陶瓷装饰风格上,强调简洁、空灵、淳朴、明快。在装饰题材上,现多以自然景物、民俗民情和民族文化的现实题材为主旋律,乡土气、自然趣、人情味、生活情更足更浓。景德镇这块神奇土地上孕育成长的新一代陶瓷艺术家和陶瓷工人,正在以自己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将千年瓷都以更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陶瓷艺坛。 在景德镇的制瓷历史上,民窑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繁荣。改革开放后,景德镇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一大批民营陶瓷企业和家庭作坊蓬勃兴起,遍布景德镇城乡的街街巷巷。他们在体制改革、产品创新、工艺进步和安置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呈现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千年兴烧不熄的窑火,冶炼出风靡世界美仑美奂的瓷器,也铸造出闻名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历史如此悠久而手工业又如此单一,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曾经束缚历史上景德镇的经济更大发展。今天,景德镇在巩固和扩大陶瓷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多种产业的综合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了更合适、也更可靠的经济发展位置。如今的景德镇不仅能生产精美绝伦的陶瓷精品,还能制造直升机、微型汽车、家用冰箱、空调、印刷机械、电动机、高技术电子陶瓷元器件、建筑材料、针棉织品、医药轻化、烧硷电石等产品。目前,景德镇制造的"华意"家用冰箱、空调器、无氟压缩机,"昌河"微型车、高技术电子陶瓷元件等产品已大批量进入了国际市场。
景德镇不仅"水土宜陶",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江西省商品粮、林业、茶叶、蚕桑基地。盛产稻谷、蔬菜、大豆、小麦、花生、棉花、油菜籽、芝麻、茶叶、香菇等。所辖乐平市、浮梁县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浮梁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功夫红茶早在1915年就曾摘取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近年来生产的"浮瑶仙芝"绿茶在1991年杭州国际茶文化节上获中国名茶奖。1997年,浮梁县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红茶之乡"。江西德宇集团生产的"得雨活茶"更是畅销市场,被北京人民大会堂定为特供茶。乐平市近年来蔬菜生产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江南主要的蔬菜生产集散地。
景德镇是中国最早同海外有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城市之一,唐末的中国海上贸易线路已被称之为"陶瓷之路",和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样,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对外开放又有了长足发展,呈现出来访高层人士逐步增多,友城交往日益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国际经济合作不断扩大的良好态势。 近二十年来有54个国家和地区官员、专家、企业家、旅游者数十万人到景德镇参观访问、洽谈贸易、交流陶艺、投资合作、观光旅游。与此同时,景德镇也先后派出数千人到美、法、英、德、日、意、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访问、举办展览、洽谈贸易、交流技艺、学习科技。并先后与日本佐贺县友田町,摩洛哥萨非市结成友好城市,与日本濑户市、韩国利川市、泰国南邦市、法国塞夫尔市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江西省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
越过千年,景德镇将会创造一个新的千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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